1950年，广东省梅县判处了叶剑英元帅的好友、原国民党起义少将、抗日将领叶干武死刑，随即叶干武被执行死刑。
1950年冬天，广东梅县的河滩上寒风刺骨。
50岁的叶干武穿着单薄的旧棉袍跪在地上，花白的头发在风里有些凌乱。
他内衣口袋深处，紧紧贴着一张盖有解放军西北军区大红印章的起义证明。
他把这张纸当成了最后的护身符，可几分钟后枪声响起，这张纸和他的人生一起被埋进了冰冷的泥土里。
他的死，更像一次可悲的“系统延误”。
这位刚带着三千人投诚的黄埔一期生、国军少将，他最重要的身份信息，被缓慢的公文传递和地方上紧张的任务节奏，完全错过了。
叶干武的人生，开始于一个书生的理想。
1901年，他生在梅县畲江一个教书人家，和后来的叶剑英元帅不仅是同乡同族，更是东山中学的同窗好友。
那个年代的友谊带着热血的味道。
正是叶剑英的一封亲笔推荐信，把这个可能在家乡当教书先生的年轻人，推到了大时代的舞台中央——黄埔军校第一期。
没人能想到，这条由同窗之情开启的路，最后会让两个人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。
从黄埔毕业后，叶干武加入国民革命军，参加了东征和南征，在旧军队的体系里一步步晋升。
1927年那次深刻的分裂，成了无数人命运的分水岭。
叶剑英选择了新的道路，叶干武则留在了原来的序列里。
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，未必出于多深的政治考量，更像是一个传统读书人对“正统”的习惯性跟随。
他大概没想到，这个看似安稳的选择，会在几十年后结出苦涩的果子。
命运有时候转得很突然，1930年龙冈战斗，叶干武被红军俘虏。
这段经历本该成为他后来重要的“信用记录”。
一些材料提到，被俘期间红军对他不错，还有干部和他长谈过。
最后他被放了，回了老家，这次和红军直接打交道，显然触动了他。
他干脆辞了军职，回到梅县，在畲江中学当了校长。
后来他的学生回忆，这位叶校长很严格，上课铃响前学生必须坐好。
如果人生就在教书声中平静过下去，历史对他的评价会是另一回事。
可抗日战争的炮声又把他拉回了军队。
他先后当过军训监察官、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军法处少将副处长。
抗战打完，他对内战没了兴趣，一度退役去顺德糖厂当厂长，想离枪炮远点。
但时局不让人安心，1947年，他又应朋友之邀跑到了大西北，在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当少将高参。
历史的大浪扑过来，个人又得做出选择。
1949年冬天，兰州战役胜负已分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。
这时的叶干武做出了一个清醒的决定，也是当时很多国民党军官的选择：率部投诚。
他向解放军交出了队伍，拿到一张起义证明。
按政策，他本可以享受一些待遇，但他选了最实在的一条路——自愿回广东梅县老家种地。
他可能觉得，交了枪，拿了证，和新政权就算说好了，以后可以安心在家过日子了。
这张西北军区开的证明，被他像宝贝一样缝在衣服最里头，代表新政权给他的承诺，也代表他对平安的指望。
可悲剧的齿轮这时候才开始真正转动。
从遥远的大西北军区机关，到岭南梅县的多镇政府，中间隔着千山万水和几乎停滞的信息传递。
叶干武的起义人员名册，还慢吞吞地在西北某个档案柜里躺着。
而梅县这边，正在雷厉风行地推进“镇压反革命”运动。
在那股特殊而紧张的气氛里，基层办事人员压力不小，手头名单和线索有限，可“任务”却是实实在在的。
于是，当叶干武“黄埔一期”、“国民党少将”的身份被确认后，他几乎立刻成了显眼的目标。
他怀里那张仔细藏好的起义证明，在缺乏上级档案核对和当时那种怀疑一切的空气里，显得那么不可靠，甚至被轻易看成假的。
枪声过后，一个人的生命和名誉瞬间归零，可一个家庭的漫长煎熬才刚开始。
接下来三十年，他儿子叶启明连清明节去上坟都得鼓起勇气，怕被人指指点点，背上“反革命家属”的沉重包袱。
女儿的婚事也因家庭成分问题屡屡受挫。
整个家庭，都在为那次信息阻塞和那次仓促审判，默默支付漫长而沉重的代价。
转机等到1980年春天才来。
冰雪融化，政策回暖，尘封的档案重见天日。
那份从西北远道而来、迟到了三十年的起义人员名册，终于被郑重翻开。
“叶干武”三个字，清清楚楚写在上面。
广东省政府正式发文，撤销原判，为他恢复名誉，补发抚恤金。
一场来得太晚的正义，总算以正式形式抵达。
听说，叶剑英元帅得知这位少年同窗、由自己引入行伍的老友最终获得平反时，沉默了很久。
也许在元帅心里，那个和他一起在东山中学读书的少年形象，早就永远留在了过往岁月里，后来的事，只剩下一声叹息。
现在，畲江中学的荣誉墙上，又挂起了叶干武校长的照片，他的生平被平实地记述。
迟来的正义终究比永远的沉默多了一点安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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